“中国野生稻处于濒危状态！”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说这句话时表情凝重。对于大众来说极其陌生的野生稻何以这样牵动着他的心呢？王教授举了两个例子：第一，１９３３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丁颖教授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了“中山１号”，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直到现在“中山１号”在华南地区还有种植。第二，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首的中国科学家，正是依靠在海南三亚发现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材料，最终成功培育了第一代杂交水稻。

    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使水稻产量在矮化育种增产２０％的基础上又平均提高了２０％。农业专家们认为，如果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农作物品种矮秆化是第一次绿色革命，那么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可以说是水稻育种上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无疑，在这两次绿色革命和水稻育种变革中，野生稻的优异基因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使我国的水稻育种科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中国野生稻的生存状况却极其令人担忧。

    据王教授介绍，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进行的野生稻全国普查发现，我国３００多个县、１０００多个点分布着野生稻，然而，这１０００多个点到现在已经消失了７０％以上；现在残存的野生稻面积也大大缩小。比如广西自治区贵县麻柳塘曾经存在４３２亩野生稻，由于当地盖化肥厂，已经完全消失了。后来在贵县又发现了一个十里长塘，野生稻面积１３００多亩，现在塘中间已经修了一条大公路。修路、建厂、种植栽培稻是野生稻面积大量缩减的主要原因。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曾经警告说，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中国野生稻将在１５年后消失！

    继第二次绿色革命以后，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作物产量已经进入一个平台期。人们期待着水稻育种上的第三次飞跃。王教授认为，这次育种飞跃要求育种家提供更多更复杂的优异基因，选育的新品种既要少投入、多产出，还要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寻找这些优异基因，野生稻具有最大的潜力。中国迄今已发现三种野生稻：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其中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近缘祖先，因而最具有研究价值。王象坤、孙传清等人将分布于我国和南亚、东南亚１０国１２２份普通野生稻和７６份栽培稻，总计１９８份材料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我国普通野生稻是亚洲最大的遗传多样性普通野生稻群，也可能是世界上普通野生稻最大的遗传多样性中心。二、人类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后，其遗传多样性较野生稻明显减少，遗传多样性三个主要指标，如多态性位点（等位基因发生变异的基因位点）减少１／４，等位基因数丢失１／３，而基因型数则丢失约１／２。丢失的基因既有因为人类保护而退化或丧失或未能表达的抗病、虫、杂草及抗逆基因，也有高效营养（Ｎ，Ｐ，Ｋ）及微量元素基因和高产优质基因。

    这样的研究成果让王教授对我国野生水稻的生存状况更加担忧，因为同种野生水稻不同居群之间肯定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基因差别，而野生水稻生存点的大量减少，很可能让我们永远失去一些我们尚不认识的特异基因。

    “一方面是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是可喜的局面。”王教授所说的“可喜的局面”是指，今年国家成立了“野生植物保护领导小组”，野生水稻就是这个组织需要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之一。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野生稻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成立了“全国野生稻研究协作网”，主要任务就是野生稻的保护和优异基因的研究开发。 （来源：科学时报）